将科学交给科学，也许才能最终化干戈为玉帛。

　　本刊记者 刘洋

　　2003年，刚刚当选巴西总统的卢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就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否赋予转基因大豆以合法资质。当时，由于没能遏制汹涌的走私浪潮，转基因大豆在巴西国内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0万公顷，这一数字占到当时巴西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16.3%。

　　巴西一直对其纯天然的大豆产业信心十足，转基因大豆突然而至的规模令这个国家颇有些措手不及。依靠优秀的自然条件，巴西在2000年时就已经在大豆单产上超过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当时，巴西控制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大豆生产和三分之一的大豆贸易。大豆因而是巴西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转基因大豆的处理才显得至关重要。

　　考虑到豆农利益和社会稳定，卢拉政府决心彻底解决国内长期存在的“转基因危机”。在就任总统三个月后，卢拉宣布了著名的“113号临时措施”，正式认可转基因大豆种植的事实，并同意对过去一年收获的转基因大豆在2004年1月31日之前上市进行合法交易。巴西的转基因闸门随之放开：今天，巴西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

　　与巴西几乎完全同步，大豆在另一个大国——中国也已成为焦点。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秀种植传统。当时，中国还是大豆的净出口国，因而并没有对能否满足大豆需求的担忧。更重要的是，与巴西相比，中国对走私的管控相当出色，因而也不存在必须放开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生产的压力。当时，正是这些外部条件帮助中国成功阻止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进入，使中国得以“幸运”地维持传统的种植体系。但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这些幸运很快变成了不能言说的痛苦：中国传统的大豆产业在转基因产品的低廉价格和优良特性面前迅速败退。仅仅10年后的今天，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转瞬间沧海桑田的巨变，证明转基因是一个神奇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故事远不仅此：曾经高深的测序技术和操作方法，在10多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变成了学科最基础的要求；同时，这门学科的核心竞争力又如此威力巨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可能只是某几个甚至某个碱基对，事实上最终决定着研究力量的行业排名、国际地位、潜在能量与现实价值。

　　“公益性质的基因测序绘制了一部难以读懂的生命天书。人们随后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读懂这本书，这些研究最终都以专利的形式变成财富的源泉。而所谓的转基因技术，其实只是为了让这本书中的知识可以造福人类。”在接受《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的数量，决定了能有多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产品，这又最终决定了掌控一个产业的潜力与能力。”

　　对于这个道理，中国理应感同身受，因为中国本就是转基因最初的受益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