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棉花主产区棉铃虫灾害爆发，对中国外贸至关重要的纺织业随之陷入困境。国外转基因抗虫棉随机乘虚而入：到1998年，中国棉花市场的95%已落入人手。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随后打破争议被提上议事日程：1999年，我国成为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结果很快，中国不但保住了本土市场，还成功打进了国际市场。

　　“现在，除新疆少部分没有虫害的地方，中国绝大多数棉花都是转基因产品。”在接收《环球科学》采访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说，“我国还有大概不足一万亩的木瓜和少量的杨树，为了抵御病虫害也采用了转基因种子，这也是现在我国仅有的三种实现了产业化的转基因作物。”

　　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对新事物的态度相当开放，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也曾得到政策层的鼎力支持。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甚至在启动863计划时就已经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那时，转基因技术在全球也不过刚刚起步。

　　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营造出的安静氛围，最终在2009年戛然而止。当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安全证书，我国因此成为全世界最早批准生产转基因主粮的国家。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中国社会围绕转基因的种种争论由此突然爆发并迅速上升至白热化状态。

　　无休止的争吵，最终让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坚定反对者，中国似乎是“纯洁基因”的最后一块乐土。一旦全球的农业生产因为转基因陷入困境，中国的农业生产系统将成为最终的救世主；即便转基因产品最终被证实安全可靠，中国原汁原味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是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忠实拥护者，中国却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中国一直对新鲜事物保持开放心态，却在可能影响未来的技术上畏首畏尾；中国拥有建立全产业链知识产权的良好基础，却在转基因技术方兴未艾时就落于下风；中国快速建立了300多个转基因研究机构，聚集了数万专业研究人员，但与转基因相关的传统产业却可能正在变成一个短板：在今天的中国，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超过2700家，但这些公司却没能守住任何重要的种子市场。

　　更重要的是，在转基因的控辩双方激烈争锋的过程中，真相却离公众越来越远，以至于监管竟变成了双方共同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