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种业面临着以下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不断深入，在粮食和食品方面的影响表现为需求不断提高，但因为谷物全球性贸易，供需矛盾对立面和激化局面共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可再生资源的需求，并因此带动了重新认识农业资源价值的新导向。在能源转换中生物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生物技术促使全新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促进全球范围内种业的并购整合，新的种业格局呈现。生物技术促进种业产业化提速形成及发展，促使种业间的竞争加剧。

    中国种业产业化发展刚刚起步，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率低下；种业资源丰富但分散，开发利用率有待提高；种业市场和管理人才缺乏，观念亟待更新，政策法规欠完善配套，人治现象严重；种业相关行政干涉和地方保护现象严重，阻碍产业发展。

    种业的产业链的良好运行，必须要将研发、生产和营销三个有机要素进行紧密结合，发挥他们各自在产业链中的核心作用。研发阶段要特别注意资源的引进开发和利用，投入要注意研发体制和企业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执行力度。生产一定要认清质量的本质，国家标准和公司执行的标准的差距，或者说是超越，先锋公司执行的质量标准均超过国家标准，这为先锋公司打下了良好的信誉基础。营销的观念要注意不断更新，只有不断容入新的理念，才能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扩大稳定客户群体。

    中国种业产业化任重道远，从四个方面来说，我们还需要承载着艰巨的问题去走更远的路。

    一、政策法规方面。体现在行业准入、市场开放度与粮食安全、品种审定制度、减少行政干扰市场运作（表现在最高限价、良种补贴、保护与市场化）。

    行业准入中要特别注意我们最终的保护对象是种业和农民，最终目的是促进种业企业成长，将来能更好的服务于农民和农企。

    种业是一个高度本地化的产业，所有主要农作物种子是在开放环境中生产出来的，种业生产存在着规模大，工序简单，可重复性强的特点，需要本地雇员掌控全部流程和核心技术，同时需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品种审定制度目前仍存在很多现实问题：育种者有占座现象，研发的品种边参审边稳定，很多品种存在同质化；种子公司开辟各种途径寻求合法销售途径达到免责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市场和农民需求的最终目标；审定结果在85%以上的大多数品种是没有推广价值的，浪费时间和物力财力；市场和审定品种又存在矛盾，被市场广为接收的产品不能通过审定鉴定或者认定，这是认定制度上存在的弊端。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相关决策缺乏科学性和公信力，审定品种过程有欠透明，权权交易，易滋生腐败，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明显，外地新品种不容易进入适宜区域发展；审定人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有失公平。以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不负责，也是种业产业化发展的大阻碍。

    行业政策，我们要特别注意最高限价的适用范围和它所能带来的效益价值。良种补贴其实是在走错误的路线，行将推出市场的品种，累计的扩大推广，扩大当前的推广面积，补贴的意义已经大大折扣，对于新品种而言，不能用准确有效的数字来证明10-15%的品种为好品种，缺乏科学的过程和依据，补贴失去了依据，而且现在的操作过程中，缺乏公开透明制度，已经滋生了腐败现象。这个良种补贴政策现在实施，有悖于市场经济原则，具有明显的排外立场，名不副实，以补贴农民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是补贴了当地的种子企业，损害了农民的自由选择权，损害中国农民的实际毅力，损害正在起步的中国种业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现行的市场保护，是与市场化产业化背道而驰的，是行政垄断和计划经济的结合体?画地为牢。我们应该注重兼并和整合，从而达到节约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发展规模效益，市场扩大，最终达到服务客户，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现在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唯一需要保护的就是种业市场中的“竞争和创新”。竞争能够加速种业行业的产业化，保护只能在原地转圈，使得一小部分人受益，但是会止步不前。

    如果不加快市场开放和产业化的进程，引进先进的投资技术和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并更新产业法规和相关政策，减少行政干预，中国的粮食安全则无法保证。

    二、体制改革。目前种业行业内的所有制度，都应进行改革，都与行政彻底脱钩，消除保护意识，实行优胜劣汰制度。企业内部实行岗位责任制，所有工作都与效益挂钩，平衡短期和中长期的效益的分配机制。实施摆脱行政干预，摒弃家长制、引入专业化团队、推广民主决策过程和科学决策的决策机制。

    三、运营。种业产业链大致可分为5个环节，资源-技术-产品-生产-营销。这五个环节中目前均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解决的。特别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在营销环节中，市场导向问题，服务体系的建立问题，和相关政策干预问题。必须尽快的解决掉，否则对于整个种业市场的开放都是有百害无一利的。相关决策的影响力，存在相当的滞后性。种业行业内，一个政策的出台，到一个科研成果的初步显现，一般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企业达到收益的最高峰需要在科研成果显示的4-5年内达到，也就是说政策的影响力在12年后才能得到明显表达，企业能够为社会带来效益的时间一般也就8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政策具有16年的滞后性。

    四、改变观念。要从“零”到“共赢”，这其中涉及到很多改变和抗衡。封闭市场和开放市场的抗衡，停滞的市场和成长的市场的抗衡，单一因素和多重因素的抗衡，我们要学会在抗衡中创造价值和分享价值。要清晰的明白是做“大”还是做“强”。做大一般就是按部就班的采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将自然和行政资源无偿的或者优先占有，这样就很容易滋生现在已有的弊端：市场是停滞的，不是流动的，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也容易失去平衡。做强考虑的是一个综合且存在有效的经营理念和模式的过程。存在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等所有机制的管理体系，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执行力和创新力的专业化团队，共同达到具有不断的赢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指标。

    我们在以后的种业经营中，要特别注意品种权保护，产品质量提高，同时推广精量化播种，实现产业化运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业化的管理、营销和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