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财经

　　2011年展望：转基因和粮食安全

　　一旦国外公司开始在中国全面推广转基因作物，面临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种子产业，届时，中国的整个农业格局必将面临一次大洗牌。

　　■ 白益民工作室 尹帅军

　　近几年来，转基因食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逐渐引起大众的关注，同时，由于对这种新技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伴随着转基因食品所产生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普通大众到各路学者再到某些政府机构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随着参与面的越来越广，争论焦点也从转基因技术本身是否安全的技术层面，逐步发展到产业控制权问题，最终提高到了国家粮食安全与战略的高度。

　　2011年初，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对立法涉及的粮食转基因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争取2011年将粮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因此，2011年极可能成为转基因立法元年，如此这般，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各种讨论势必会从民间自发性研讨提升到政府工作层面，并且必将向深度发展，对各个方面、层级的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讨论。也许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就把关于转基因技术的所有问题都探讨清楚，但是通过立法来推动相关工作，促进产业布局指引，最终形成国家战略或许是可期的。

　　争议下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大面积应用是最近十余年的事情，目前掌握相关技术最多，应用面最为广泛的是美国，但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该技术属于新技术，并且应用时间相对而言并不算长，对其风险评估很难说十分充分，因此从审慎和保守的角度出发，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应用转基因技术所生产出来的食品是否安全，依旧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话题。

　　2010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通过网络媒体发布了名为《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通过美国推广转基因作物16年来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明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给当地环境和农业带来的积极因素较多，并且尚未发现有特别明显的负面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通过种植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对于常规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常规农药在环境中残留、沉积所形成的毒素。与该报告相呼应的是，在美国国内，转基因作物加工出来的食品已经被广泛接受。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美国比较成熟的转基因作物，大多是针对抗病虫害等因素做出的改进，解决的是作物产出问题，对于人体健康的改善并无明显作用，而下阶段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方向会以改善人体健康为重点。

　　尽管美国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持积极态度，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和科学家对转基因作物仍持保留态度。比如欧盟对转基因商业化推广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1998至2003年未批准任何一种新的转基因食品进入流通市场。2009年5月之前，MON810转基因玉米是欧盟惟一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2008年至2009年，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卢森堡、奥地利出于缺乏安全性研究数据以及贸易保护等各种原因，陆续禁止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2009年5月，欧盟终于批准种植Amflora转基因土豆，但同时规定转基因土豆主要用于造纸等工业用途，其副产品用于生产畜牧饲料。虽然欧盟批准种植，但欧盟成员国仍然有权决定是否在本国国内种植。目前已有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反对，而法国正在研究。巴斯夫公司所在的德国政府表示只会在东部地区小面积种植。从欧盟对转基因作物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欧盟总体上对转基因作物仍持谨慎态度。

　　目前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与欧盟也有类似之处，研究尚不充分，从学界到政府尚无权威结论，从科学家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可见一斑，比如袁隆平目前也正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表示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以及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清除途径不确定等因素，因此一旦转基因生物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谁也担不了责任，并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于人体是否有伤害，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考察，至少需要两代人才能得出结论。同时他也指出我国目前抗病虫转基因品种的现状是没有放开生产市场，仍处于试验阶段。

　　尽管目前针对转基因技术与作物在美国之外的地区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在技术层面的争论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结论。然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技术层面的结论只能告诉我们能不能做，如果研究证明转基因作物不安全，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风险？如果最终结论是安全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走向下一步？这些都必须依靠清晰的产业规划、整体布局，宜未雨绸缪。

　　孱弱的中国种子产业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涉及的具体产业比较多，比如种子产业、农药产业、化肥产业、农机具产业等等，在遗传工程取得长足发展之前，农机具、农药、化肥的发展对农业本身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这些都属于改善农业生产外部因素，但是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善对农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极限，这是由农作物的生物特性决定的，在遗传工程的研究成果投入实际应用之后，农业的发展开始从外部性转向内部性，改善了作物的生物特性，种子产业日渐壮大，并且成为现代农业的核心因素，最为国人所熟知的成熟技术就是作物杂交，而目前最尖端的毫无疑问是转基因技术，抛开安全性等因素，转基因技术对作物生物特性的改变无论速度还是效果都远超杂交育种技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美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高度重视与巨额投入，首先在国家层面，美国于1997年5月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门工作组（IWG），由总统直接挂名领导，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实施国家植物基因组（NPGI）计划，该计划协调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际发展署（AID）、森林服务部门（USFS）、预算管理办（OMB）和科技政策办（OSTP）等几乎所有相关部门，获得了许多基础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其次在商业层面，孟山都与杜邦公司旗下的其他农业公司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主宰了世界上转基因种子的市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转基因研究，像撒胡椒面一样分散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种子公司，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处于散兵游勇阶段。各个研究机构重复做低水平、无效的研究，而且已经出现被国际巨头招安的趋势，据报道，孟山都公司早已与华中农大、湖南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并着手与中国一流大学建立一系列的奖学金计划，收罗人才。

　　现实中，散兵游勇式的研发体制已经结下了恶果，中国的种子公司日趋孱弱。

　　《环球财经》杂志曾报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中国种子公司之多亦是全球之最，仅国有种子公司就达2700多家，但这些企业中没有一家的市场份额达到10%，没有一家净资产超过10亿元或种子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的公司。2009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35%，国内种业10强公司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例仅为可怜的0.8%。目前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外资企业最多只能持股49％，但国外种业巨头拥有强大技术与专利，实际上控制了合资企业。据公开资料，国外公司已实际控制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

　　落实到农作物的种植上，出现下面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省，仅美国杜邦旗下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已占据当地玉米种植面积近50%。仅用3年时间，先玉335就成为我国第三大玉米品种，2009年种植面积达1900万亩。而广西这个曾经不产玉米的地方，从2001年开始推广孟山都公司的迪卡007玉米。截至2008年3月，累计推广1026万亩，完成计划的513%。

　　在市场份额的背后，需要的是销售渠道的支撑，国外巨头在中国种子市场份额的增长，意味其已完成在中国的销售渠道布局，并且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其对应的必然是国内公司销售渠道的萎缩。可以说国内种子行业已经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

　　而上文所列举的两种作物还只是通过常规育种方式培育出来的良种，一旦国外公司开始在中国全面推广转基因作物，面临灭顶之灾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的种子产业，农药、化肥等产业如果没有开发出专用于转基因作物的产品，恐怕也难独善其身。届时，中国的整个农业格局必将面临一次大洗牌。

　　重压下的中国粮食安全

　　落后的转基因研发体制、孱弱的本土种子公司、大面积推广的国外良种，都还只是中国粮食问题的一角，而整个中国粮油产业被外国垄断资本大举入侵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粮食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在中国，四大粮商控制了国内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中国近80%的大豆都是依赖进口。跨国粮商不仅从加工环节加以控制，而且还深入到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环节，中国企业已经实质上失去了在本土粮油市场的主导权。

　　更可怕的是一旦中国开放转基因作物市场，凭借着资金和渠道的优势，外国公司将利用产品的先发优势彻底占领中国市场，而因为99%的专利都在外国人手里，即便中国采取追赶策略，也难以避开国外专利，中国农业将彻底沦落为外国资本打工，这一点通信产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3G技术上，尽管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但是首先无法避开国外的专利，其次是技术成熟度与国际其他技术还有差距，在投入实际应用几年之后，已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而正在研发中的4G技术是否能够实现赶超，胜败尚未可知。

　　前车之覆，后车之师，在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应该加强监管，在转基因技术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避免出现转基因作物的扩散。

　　其次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由政府牵头进行有组织的研究论证，投入人力物力，在安全性与应用技术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尽可能多的掌握专利技术，即便是将来无法避开国外专利，也可以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中国要进行基因育种研究，必须建立如核工业、航天工业这样的体制。种子基因的基础性、长期性和重要性，远远大于核武器、航天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产业化推广，其社会影响和潜在威胁，远比核技术、航天技术重要。应迅速调整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研究体制，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病。

　　第三是针对整个粮食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和规划，借鉴国有资本在其他领域成功的经验，重新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粮食产业链，与国际资本巨头进行抗争。中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依靠政策壁垒并非长久之计，必须学会在国际规则中寻找出路，通过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重新掌握市场话语权。

　　生命科学被称为21世纪的科学，转基因研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争夺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必须进行转基因的科学研究，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用于支持转基因产品研发的资金将达到300亿，希望能够通过十二五规划的支持，实现中国转基因研究体制的转变，并借此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重新夺回中国农业市场的主导权，实现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