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种业正站在一个看似繁荣、实则充满悖论的十字路口？
以玉米种业为例，一边是每年超过 800 个国审品种的“创新盛景”，一边是仅 80 个主导品种实际支撑全国玉米生产的市场现实。这种“数量繁荣”与“品种集中”的强烈反差，不仅反映了行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更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对于“高产”的单一执念，是否阻碍了种业和农业产业的创新。
石时商业评论·特约产业化专家：刘石
01
“高产”的遮蔽？
在种业圈，“高产”两个字拥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育种家谈论它，企业宣传它，农民选择—仿佛高产量就是品种价值的终极证明。
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偏执，恰恰是认知层面“幸存者偏差”的集中体现：我们过度关注那些因高产而成功的案例，却忽视了更多因其他特质失败或成功的品种——因为其它被忽略掉的要素，恰恰让那些本来可能更“高产”的品种，无法挺过实战的层层考验而溃败，最终失去了测产的机会。
真正理解一个品种的市场命运，需要穿透“高产”表象，看到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相对）高产”决定品种的下限——通过审定。在现行审定体系下，一个品种必须证明其相对于对照品种的产量优势，才能获得市场的审定和准入资格。这是品种竞争的下限，也是基础门槛。但通过审定，仅仅意味着拿到了比赛的入场券，距离成为赢家还有漫长路程。每年那800多个新审定的品种中，绝大多数都永远停留在这个起点。
“广适”决定品种的上限——实际的推广面积。市场的选择残酷而真实。数据显示，2024 年推广面积前十的玉米品种全部为国审品种。国家级审定意味着这些品种在更广泛生态区域通过了严格测试，具备了跨区域种植的适应能力。这种“广适性”，而非单纯的产量数字，才是一个品种能否在不同的环境、气候、年景和生产条件下，具有“适者生存”的能力。产业的竞争从来不是单一要素所决定的，而是“综合素质”比拼的沙场。这种“广适性”才能使该品种在复杂的环境中，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占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因而它才是决定品种推广面积上限的核心要素。
“一般抗性+稳产”决定品种的生命周期——市场上存活时间的长短。仔细研究市场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现象：审定 10-15 年的“中生代”品种，构成了当前玉米生产的中流砥柱。它们平均推广面积达 418 万亩，为各区间最高。这些品种经历了多年多地的气候考验、病虫害洗礼和农户的验证，在“一般抗性”和“稳产性”上建立了坚实的口碑。市场用脚投票证明：农民要的不是某一年、某一地创纪录的产量，不是灵光一现，而是年年无需“精耕细作”的可靠收成，是无需提心吊胆的踏实感。稳产性直接决定了品种在市场上的存活时间。
“特别抗性”决定品种能否进入“超级品种”序列。在特定生态区，具备针对关键病害的“特别抗性”，是一个品种能否晋级“超级品种”（年推广面积超 500 万亩）的最终考验。在东华北区，表现为抗穗腐病；在黄淮海区，表现为抗锈病、抗倒伏和抗穗腐病的能力；在西南区，则是抗白斑病等区域特异性和爆发性病害的能力。这种对于爆发性“问题的解决能力”，才会让一个品种从“好品种”升华为不可或缺的“超级品种”。这种“特别抗性”并不完全是育种家先知先觉的预判，有时带有一定偶然性，即育种家所选育品种中，某个品种的“长板”刚好可以克制新近爆发的某种病害，或抵御了“台风”的扫荡，因而大卖特卖。
这四大要素构成一个残酷而清晰的筛选漏斗。然而当下行业的大量研发资源，却过度集中在漏斗的第一层，陷入了单一而同质化的“高产竞赛”的循环怪圈，忽视了后三层更关键的环境、市场和产业的决胜因素。
02
种业风险
行业普遍形成的对于产量的极致苛责，让种业人在追求短期现实收益和风险规避中间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当一个“衡水一中”的学生把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疯狂地用于背诵标准答案和应付各种考试时，他就无法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高分低能”是必然的结局——种业也是如此。
一个品种过于强调高产的单一性状，就必然会忽略抗逆、稳产和广适性基因和性状的聚合，这就是审定品种在市场上的真实存活率不足 10%的原因。
这种低存活率不仅仅是育种单位和育种家的损失，更是种业企业和农民的普遍损失。试想一下，当一个种业企业和农民赌上身家，买入和种植这个品种的时候，他们“赢”的概率却不足 10%，这是多么悲哀和无奈的现实。
品种并不真的怕“小”，大有大的格局，小有小的天地，或可“兼济天下”，或可“独善其身”。但品种最怕的是大起大落。前两年的风生水起，接上某一年的一落千丈，基本上就可以让经营这个品种的公司出局了：因为种业需要提前一年预判和安排种子生产，因为种业的传统是迷信薄利多销而互相压价，因为种业一年的亏损需要用 7-8 年的兢兢业业和勤勤恳恳去偿还，因为种业本身是存量市场而非增量市场......，更因为种业笃信“高产”而忽视了其它性状的作用和价值。
“高产”，这是一个寄托了多少种业人梦想和爱恨情仇的“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