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档案

      姓名：航麦247

      出生日期：2016年

      现居住地：北京顺义等地

      微观案例：“上过天”的科研种子，“下地里”结出硕果

     

中国农业科学院展出“上过天”的小麦种子，前排右二是航麦247，在北京顺义等地种植。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我是一粒种子，和世上亿万种子一样普通。

      但我又与众不同，曾神奇地离开地球在太空遨游，又重新回到地球的怀抱。从此，我真正有了自己的名字——“航麦247”，有时候，北京的科学家们也会直接叫我“太空种子”。

      上天

      上天之前，我没有名字。小麦，是我和兄弟们的统称。整个种植季，我躺在麦田里百无聊赖，长高、长壮、结穗、等待收割。

      大概在1万年前的两河流域，一次重大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我们。我的祖先和人类相遇相知，小麦和人，建立了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连接关系。

      而当我的先辈被人类驯化之后，选择的过程急剧加快，只用1万年，小麦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基因，渐渐挖掘出小麦基因中藏着的秘密，并且进行人为干预。这样的方式，被称为“诱变”，诱变的方法有很多，杂交便是其中一种。

      而我要面对的，是一种更高效的诱变方式——空间诱变，通常称为太空育种。

     

航天育种小麦耐盐碱对比实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一粒种子要登天绝非易事，要经历一重重最严苛的选拔。和我竞争的，有已经成熟的品种，也有许多在试验田中表现优秀的种子。

      遗传稳定性是最难的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科学家们称之为纯度，只有纯度足够好的，才能把那些优异的性状遗传给下一代，而这样的种子，在太空中发生突变之后，也更容易分辨出哪些是诱变的结果，哪些是本身的变化。

      这样的流程已经很成熟。从1987年开始，中国第一次进行空间诱变育种，已经有无数种子经历了同样的检测和筛选，最终登上太空，在星海中完成突变。我骄傲，我是其中的一颗。

      2006年夏天，我从重重筛选中脱颖而出，从北京到达了酒泉，那是我们的启航之地。和我一起的，一共有9大类，2000多份种子，总重215公斤。育种科学家们将各种不同的种子单独分装，到达酒泉之后，还要再经历一次分装。我们被分成2公斤重的小包装，大概有几千粒小麦在一起，包装的外面，还有一层防水层，这是防备回归时掉落水中而准备的。

      2006年9月9日，下午3点，太空舱开始剧烈震动，火箭启动了。火箭搭载的卫星，叫作“实践8号”，是中国第一颗专用于航天育种的返回式卫星。我们搭乘的可是“专星”！

      蜕变

      9分49秒，是从地面到太空的时间。

      在密闭的太空舱里，我们摆脱了地心引力，飘了起来，从大地跃迁到宇宙，一步登天的滋味妙不可言。

      在太空中，“实践8号”飞行了15天，近地点180公里，远地点480公里。480公里也是我们去过的离地球最远的地方，这里依然有极其稀薄的空气，还没有离开大气层，但也足够领略宇宙的玄奇，真正俯瞰大地的瑰丽了。

      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我从没想过还能离太阳这么近。

      在距离地面480公里的宇宙太空中，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次蜕变。

      微重力是第一道关卡，当重力几乎消失后，会发生许多变化，航天员们长期在太空中工作，要面临骨质肌肉流失等各种各样的“太空病”，比人类更加脆弱的种子更是如此。

      还有无所不在的宇宙射线，在失去地球磁场的保护后，我们的身体直接暴露在宇宙射线中，基因深处的结构被破坏、重组。

      还有许许多多地面上没有的因素，促使每一粒种子完成变异。在大地上，这样的变异可能需要亿万年时间，但这里，时间被浓缩成了一瞬。

      瑰丽壮观的星海，还有对未来的憧憬，是嬗变的痛苦中难得的慰藉。

      这或许就是让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吧，我想做一颗有用的种子，不管这样的成长，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不能让远在北京等我归来的科学家们失望。

     

中国农业科学院，育种科研人员正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2006年9月24日，10时43分。

      踏入宇宙355小时，在星空中飞行了900万公里之后，我回来了。

      从离开到回归，从天上到地下，随时间和空间流转切换，那么慢，又那么快，那么远，又那么近。在宇宙航行中，我完成了变异，但那究竟是怎样的变异，我能不能成为一颗有用的种子？虽然有些忐忑，但我相信，回到北京后，那里的科学家和院校会给出我想要的未来。之前，从这里走出过许多优秀的种子同胞，2022年北京育种发明专利授权359件，居全国首位。相信很快，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下地

      返回舱落在了四川遂宁，这是预设的回收地点，一切顺利，没有任何意外。真正的意外，来自我们这些种子的体内，无数不可预知的变异，在这15天的太空之旅中发生了，这恰恰是科学家们所需要的。

      一系列交接手续之后，还没从懵懂中回神的我已回到了北京，这里有全国最多的农业科学家，有最高水平的农业科研机构，涉农科研院所占全国超四分之一，作物“双一流学科”占全国1/3、农业领域院士数量占全国近1/2。北京是中国的种业之都，杂交小麦技术世界领先，是我出发的地方，更是我的故乡。

     

2006年，刘录祥研究员(右二)向航天工作人员交付种子。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供图

      在北京西三环的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的院子里，我见到了当初送我出发的人，他叫刘录祥，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他戴着眼镜，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那笑容很熟悉，在北京的试验田中，在作科所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他带着这样的笑容，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做实验。我了解他，就像他了解我一样，在北京顺义的实验基地中，我们相处了很多年。

      9月是播种的日子，我有些想念顺义的土地了。

      那里的田野很辽阔，夜空很明亮。没有大都市里的灯光污染，没有昼夜不息的车流，只有一群育种的科学家，和一群辛勤的农学生。他们住在农田边上的房子里，像真正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播种、施肥、收获，照顾着我们这些种子。

      而我，在漫步星河之后，终于回到了这里，正赶上播种。

      从加入航天育种计划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在太空中的变异，只是这个漫长工程的第一步。然后，我将回到田间，再一次发芽、生长。在生长中，那些对人类有益的变异会被挑选出来，然后开始杂交，一代代选育，这个过程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最终，一个优异的新品种才能被选育出来。如果说，太空中的变异是第一道选择，那么后面的选育，才是真正的考验。考验太空变异的成果，也考验一颗种子深藏在基因里的潜力。

      我发现，我变矮了，但长得更快了。

      和我一起登上太空的同门兄弟，也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变化，有的籽粒变得更多，有的蛋白质含量变得更高。也有对人类来说不好的变化，比如变得更高，更易染病。

     

中国农业科学院，展厅内的航麦802。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这是必然的代价，基因里的变化无穷无尽，谁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异。但北京这些种业科学家们自有办法。

      在顺义的试验田里，科学家们把我和另外一份材料结合在一起。那份材料高产、抗病性好，但是个大高个儿。在人类中，这是优势，但在小麦中，这意味着不太能抗倒伏。而且，成熟期也晚，或许只是晚几天，但在气候多变的夏日里，这可能意味着遭遇狂风暴雨的概率更高，也会因此耽误下一季种植的时间。

      2016年，经历了10年的培育，我终于通过了国家审定，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优良品种，也有了自己的名字——航麦247。国家审定，就是我的成人礼。

     

航麦247。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供图

      那一刻，我真正长大了，可以像我的前辈们一样，走出试验田，走进更广袤的田野，走进农民的田地和粮仓。他们是我的楷模，有一位我尊敬的前辈，他的名字叫鲁原502，和我一样去过太空，又从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的试验田里育成，如今在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近1亿亩。

      和这位前辈有些不同，我更适合华北的气候。我去过山西、河北、山东，而在北京，无论是顺义还是平谷，大兴还是昌平，都可以说是我的主场。

     

北京顺义，种在地里的航麦247。中国农科院作科所供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特别耐冷，或许是那一场太空之旅，激发了自己深藏在基因里的潜能，也或许是本来就有的能力，只是以前从未发现。

      2022年的冬天，北京的气温冷得让我打战，断崖式的降温后，许多麦苗倒在了风雪中，再也没有返青的机会。而我还在，低温过后，我加快了成长的步伐。

      那一年的风雪之后，北京顺义一位名叫祝涛的农场主，和我成为了稳定的种植伙伴。他种着5000多亩地，不管新品种怎样更替，不管市场怎样变化，他每年都会留下我，种上1000多亩。他总是跟别人说，“种这个，稳。”每当这时，我都会美美地晃动沉甸甸的头，带动一粒粒金黄的麦穗，在风中摇曳。

      金秋9月，北京的玉米金黄待收。而我，作为一粒小麦种子，还在等待属于我的播种生长期，我期待早日种在北京的农田里。我更期待走出北京，像我的前辈们一样。在过去，京牌的玉米、小麦、水稻品种，占了全国的18%、10%、5%，可以说，在全国的麦田里，有十分之一都是我的北京同胞。而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想，我应该感谢那段太空中的经历。短短355个小时，和亿万年进化的时间相比不值一提，却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让我平凡的生命发生了质变，从此书写出不平凡的“种生”。

      有几个能像我这样，从浩瀚银河中而来，又重归大地的怀抱？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种子等待下一步的科研与蜕变。作为种业之都北京的小小见证者、亲历者，毫无疑问，我是幸运的。

      微观微聊

      我国育成和审定了近300个航天新品种

      （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祥）

     

刘录祥在查看组培苗。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新京报：能否介绍一下我国航天育种的成绩？

      刘录祥：我国自1987年以来，先后利用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卫星等多种航天器，累计有30多批次、数千份生物材料的空间搭载诱变。1998年，我国审定了第一个航天水稻品种，目前，已经在主要粮棉油、菜瓜果和牧草等十几种植物上育成和审定了近300个航天新品种，其中水稻165个、小麦58个、大豆32个、玉米11个。利用航天育种方法培育的农作物，年度种植面积大约在3000万亩。

      新京报：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优秀的航天育种种子？

      刘录祥：例如小麦新品种鲁原502，是利用空间诱变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育成的高产、广适、优质品种，已经累计推广9800多万亩，增产49亿公斤，增收110多亿元。

      新京报：从事航天育种多年，你自身有何感想？

      刘录祥：星辰大海中有无限可能。目前我们主要利用宇宙空间的特性，为地面上的农业生产选育更好的品种，但同时，我们的科学家们也开始了新的征程，为未来的太空航行，培育可以在太空中种植的作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