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元年如何应对商业推广大考 - 市场的期待与质疑
智种网NOVOSEED 2024-02-14
以下文章来源于35斗 ，作者孙丹
2023年12月25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获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共涉及26家企业。
生产经营许可证是转基因种子迈向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这为行业释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信号：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可以开启商业化种植了。
故此，2023年也被业内称为我国转基因商业化的元年。
然而，一半期盼，一半质疑。
产业端的火热背后，是消费端的声声质疑。重新审视转基因，消弭学界与民众之间的认知鸿沟，可能是行业接下来一年将要正视的关键问题。
01 产业端：2亿公顷面积+218亿美元市场，全球转基因产业化已成规模
转基因，即科学家利用工程技术将一种生物的一个或多个基因转移到另外一种生物体内，从而让后一种生物获得新的性状。
从人类社会的育种史来看，依靠天然杂交和人工杂交来改良品种，都有碰运气的情况。
而转基因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这种随机性。
根据IHS Markit，2021年全球商业转基因种子销售总额约为218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11.6%。尽管只有19%的作物面积，但其市场规模占比已经高达46%。
数据来源：IHS Markit
根据 AgbioInvestor的GM Monitor的初步分析表明，202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达到了 2.0626亿公顷（包括政府提供的种子和农民保存的种子），同比增长 1.9%。
从品种结构来看，大豆、玉米、棉花、油菜是主要的转基因种植作物，全球种植面积分别为1.0089亿公顷、6928万公顷、2408万公顷、1021万公顷，分别占总面积的48.91%、33.59%、11.67%、4.95%。
数据来源：AgbioInvestor
反观国内，自1986年我国启动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以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就被列入了国家发展重点。
20世纪90年代，国内棉铃虫灾害爆发。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联合全国上中下游单位协同攻关，于1998年培育第一个转单价基因抗虫棉中棉所29，于2002年培育了我国第一个双价转基因抗虫棉中棉所41，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打败国外抗虫棉垄断。
转基因棉花 *由文心大模型3.5生成
2009年，农业部批准发放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及其杂交种“Bt汕优63”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这是国内转基因粮食作物研究的关键开端。
2022年，国内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应用试点进展顺利。同年，拜耳作物科学、科迪华、巴斯夫等生产的21项转基因作物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批准。
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路线，是从非食用到间接食用再到食用。也就是说，首先发展非食用的经济作物，其次是饲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最后才是食用作物。目前，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和加工原料，正处于路线的第二阶段。
转基因研究在产业端的欣欣向荣，发端于国家对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大量种企对优良品种培育的孜孜追求。
通过此次放开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名单可见，北京联创种业有限公司、北京丰度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创种科技有限公司等26家种企早已深度布局转基因育种。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
从国家的高度关注到商业化的正式开启，以基因编辑、转基因为代表的新时代生物育种技术迎来政策利好，这意味着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迈出了更坚实一步。
对于这些种企而言，现在正是全力以赴、勇往直前的关键时刻。
02 消费端：食品安全+技术伦理+信息透明，公众忧虑不断
正如转基因的科学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民间对此的热议也从未停歇。
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莫属如下：
2013年，崔永元与方舟子因微博转基因之争论起，崔永元离开央视自费50万赴美调查转基因，双方互掐转为骂战，崔永元称方舟子借科普名义骗人，方舟子反质疑崔永元公益盈利动机。
双方闹上法庭互称对方恶意诉讼，互相诉赔。最终法院宣判双方均为名誉侵权，互赔4.5万元相互道歉结束。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同样的，国外对转基因的讨论也出现了较大分歧。
2015年皮尤舆情中心与世界最大综合科学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88%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以科研工作者为主的科学界人士）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美国普通公众中则有57%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
诸如此类，很多人围绕转基因话题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那么，他们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总结起来，食品安全、技术伦理、信息透明可能是其中的核心议题。
首先，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消费者和部分专家担心，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的作物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未知影响。这些担忧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转基因作物中引入的外源基因是否会在人体内引发不良反应？二是转基因生物经过遗传修饰后生产的食物是否可能含有新的过敏原或毒性物质？三是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如影响肠道微生物平衡、导致慢性疾病等？
此外，还有对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安全性的影响，例如是否会通过花粉传播与非转基因植物杂交从而改变野生种群结构，或者对抗生素标记基因的选择压力可能导致抗生素抗性的增加。
其次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辩。在伦理层面，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学讨论。这包括但不限于：
转基因大豆 *由文心大模型3.5生成
人类是否有权利任意修改自然界的基因组成？我们能否确保这些修改只限于提高产量、增强抗逆性和改善营养价值等“有益”目的，而不至于滑向未知的道德灰色地带？
另外，转基因作物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潜在冲击，以及对农民种子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都是伦理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转基因产品信息公开和消费者知情权保障的问题同样备受关注。
2013年美国罗格斯大学进行的调研表明，54%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知之甚少，其中，25%说他们从未听说过转基因食品。
许多消费者呼吁政府和企业应确保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有明确标识，以便消费者根据个人信仰、健康考虑和环保理念作出知情选择。
同时，一部分批评者认为当前转基因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数据公开程度不足，不利于公众监督和技术审查，因此要求提高科研数据透明度，建立更为公正透明的产品审批和监管机制。
一名请愿者呼吁标注转基因成分 来源：wikipedia.org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认知隔阂的关键原因之一。主流媒体及学术界对转基因的科学讨论和正确科普，始终到达不了民间舆论场，造成官方和民间舆论场关于转基因话题的讨论出现近乎割裂的状态。
03 对策与趋势：如何正确消弭业界与公众的转基因认知鸿沟？
综合前文所述，国内转基因的科学研究与产业化应用已经走到了前端的位置，但是公众对此的接受度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涵盖了多个维度，从科学实证到伦理、价值判断，再到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每一项议题都深刻地触及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粮食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根本思考。
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和完善，更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健全、伦理规范的构建，以及公众教育和沟通的有效推进。
技术变革与政策完善一直都在稳步推进中，眼下阶段，更为关键的可能是后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王友华曾介绍道，应用转基因技术研发抗病、抗虫的新品种，旨在确保作物高产稳产，减少农药施用和环境污染；培育耐除草剂的新品种可实现免耕、提高除草效率和降低人力成本；培育养分高效利用的新品种，有望提升肥料利用率；研发抗旱和耐盐碱的新品种则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拓展盐碱地的可利用范围。
转基因大豆在田间成熟期的豆荚 来源：图虫创意
作为人类育种史上诞生的一种新技术，转基因的底层逻辑应当为每一位可能接触到其相关产品的人所全面认识，从而才能给予民众充分且自由的选择机会。
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诸如“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生产出来都卖给中国人”、“转基因大豆毁掉了阿根廷农业”、“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圣女果、紫薯、彩椒等都是转基因品种”等谣言的传播。
就企业而言，转基因种子的市场化推广需要严格按照审批流程、生产规范来逐步进行，通过行业自律让消费者“放心”。
2023年5月，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发布的《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是如何进行安全评价的？》文章指出：国内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阶段安全评价管理制度，按过程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研发单位向农业农村部提出申请，经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安全性评价合格并审批后，才能获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中科院许智宏院士也曾在相关科普讲坛上表示，“转基因农作物评定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对农作物品种的评定，不仅要通过食品安全评价，还要通过环境安全评价等。”
对于国家相关部委和政府而言，做好转基因行业的安全审查和监督评价尤为重要，这是建立公众对转基因种子信任的基础。
面对2024年的“大考”，转基因企业、科研单位不仅要在科技创新上持续突破，更要注重增强行业与社会各层面的对话交流，逐步缩小业界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认识差距，构建起一个基于科学共识和社会责任的信任框架。
唯有如此，在科学研究和民众信任的双重推动下，才能实现转基因产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