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人，说说创业那些事儿
《 农民日报 》（ 2016年09月26日 06 版）
编者按：种业在我国可谓是朝阳产业，在这个涌动着创业热潮的时代里，种业人的创业劲头十足。其中，包括从国外育种公司回国，投身国内育种业的“海归”高级人才；在育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经营水平上了一定规模的土生土长的“草根”育种家；“半路出家”，子承父业，埋头苦干的种业“大拿”。本期，我们请到了这些创业者，与大家共话他们的中国“种业梦”。
把国外先进模式移植到中国
口述者：卢洪年龄：45岁领域：分子育种
2004年1月，我加入到杜邦-先锋公司，担任该公司的全球分子标记实验室经理。在杜邦-先锋工作的近4年时间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参与和管理了1000多个各种类型的分子育种项目，见证了分子育种与传统育种和转基因育种的深度融合，并给育种带来的效率、精准性、可预见性方面的极大提高。我的实验室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叶片或种子样品，这是先锋的育种家从他们的育种站寄来样品进行分子标记检测。从我的实验室产生分子数据之后，数据便返回给育种家并自动进入公司数据中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模式，对公司的育种水平、信息共享、运营效率都有极大提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种模式移植到中国来呢？中国的种业公司众多，而每个公司的财力、人力、育种规模都非常有限，难以支撑起一个高通量、高水平分子标记实验室的运转。如果我们联合国内多家公司的力量并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一定能够建立一流的分子育种实验室。
正是抱着这种梦想，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国内追寻我的中国“种业梦”。创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当2008年回到国内时，我还没有信心立刻开始创业。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需要时间来深刻认识我国的种业现状和国情；二是当时的种业对于分子育种的认识程度非常有限，大家可能不会接受这项技术革新。在刚回国的5年时间里，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种业研发与国际公司之间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在研发体系上还是在研发投入、人才队伍、育种方法上我们都存在30~40年的差距。可喜的是，从2011年国务院出台“8号文件”开始，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对种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我觉得中国种业的发展机遇来了。经过两多年的尝试和努力，2013年，在农业部种子局的大力推动下，在9家股东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玉金标记终于开始起航。我心存感恩，并立志要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做出一番事业。
金标记的成立是希望探索一条全新的商业模式，帮助提高我国种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做种业公司，我们不参与商品种子的生产和商业化过程，但我们为种业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和育种资源服务，包括种质资源分析、杂种优势群划分、品种的抗病改良、品种的纯度和真实性分析、玉米DH系的创制和联合测试等等。利用我们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分析平台、开放的商业模式，我们真诚地希望为中国种业的发展创造动力。从2015年4月以来，我们已经为种业公司和科研单位提供了400多项技术服务，创制了2万多份玉米DH系，开展了十多次技术培训，有400多人到公司参观学习。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中国种业创造无限动力”的公司使命。
育种最重要的就是在田间观察的眼光
口述者：归黎明年龄：40岁领域：传统育种
在做育种之前，我做过厨师、汽修，回来在长征蔬菜种子公司做育种，是子承父业。这一行很辛苦很枯燥，需要耐得住寂寞。当培育出好的品种时，也很快乐。
育种需要时间积累，培育一个品种，从材料收集、初代选育、杂交组合、推广到使其适应市场，周期大约七八年。对于育种体系的建设，十年才刚起步，二三十年才能形成种子产业化。在持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技术的更新、资源的积累才得以实现。
我们得考虑，未来市场上需要的是什么，针对大的趋势，来制定育种计划。这个趋势指的是10年以上的长期趋势，种子的品种不可能批量生产，我们的品种是推广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
比如，七八年前，我们培育出“机收1号”青菜种子。考虑到的是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收割需要的劳动力比较多，我们的育种思路是，让鸡毛菜适应机械收割。
普通鸡毛菜品种下胚轴高3厘米，而“机收一号”可达到5厘米以上，叶片相对小。这样菜就不易倒伏，适合机械收割，当时这个品种作为储备品种，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到来，大型生产基地已实现了鸡毛菜机械化收割，今后小型收割机的推广会让该品种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人不可能天天换手机，但天天都要吃菜，我觉得这个市场前景非常好。但如果没有非常多的积累，到时候需要青菜萝卜，你就拿不出来。
我们销售状况平稳上升，青菜品种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花菜也挤进前十名，辐射面达到全国各省，牢牢掌握种源，还有外域繁种基地达6200多亩。
不过，这不是一个暴利行业。风投方面，不了解这行的人，不敢进入；对行业了解的人，我们又有顾虑。有的人喜欢长期回报，但要求高利润。
我们正式员工有15人，算上外来劳工、村民等外来帮手有30人。研发团队里有老专家、有硕士生、有本科生和大专生，横向合作单位有复旦、交大等。
在上海嘉定徐行，我们的基地有150亩。大棚、沟渠道路、库房等生产设施，都由政府投资，我们以租赁方式，获得使用权，目前租期10年，预期要待更久。土地很重要，我们最需要一个稳定的基地，而30年来，因为农业要为工业让路，我们搬了5次家，每次搬都要重新规划，非常麻烦。
在年轻人眼中，这是一份长期、重复、乏味的工作。如今，政府有对农业人才扶持的政策，比如提供房屋补贴，这对我们很有帮助。
培养人才需要多年，才能积累经验并形成理念，育种最重要的就是在田间观察的眼光。以前人们要解决温饱，现在则要好吃。市场正在细化，更需要我们多方面考虑。
我把南繁制种当成自己的事业
口述者：贾赣萍年龄：41岁领域：南繁制种
我的两个孩子现在到地里都不愿意回去，马上要考大学的女儿想考农大，以后也搞农业。
这大概都是受我感染。我自小就看着我们江西萍乡人每年都往返于家乡与海南之间，而且制种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那时，就从心底萌发了对南繁无尽的想象。于是，从学校毕业后我就开始跟着天涯种业学习制种，如今，一干就是20多年，对农业是打心里热爱，把南繁制种当成自己的事业。
有这样一个说法，种业人，一年365天中有360天在地里，剩下的5天在路上。我现在“盘子”算是比较大的，多时每年能有2万多亩的制种田。每年7月~10月在江西和湖南制种，11月~次年6月在海南。
这一次，我是8月28日到三亚的，专程来落实这边的基地。今年天涯种业给了1万多亩的指标，到目前，刚把最后的两三千亩地落实下来，找起来还是有点儿困难的。现在当地农民大棚种哈密瓜等经济作物的兴致比较高，很多原本流转出来的地都不愿意再给我们制种了。不过不怕，这难啃的骨头我是年年啃，何况还有南繁办和当地政府也帮忙四处打听。
现在这两三千亩地找齐了，我准备立即回老家，落实工人、安排物资等等，年复一年，所有的琐事都要亲自操心。但只要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干下去，支持种业。
别小瞧制种，技术含量相当高。每个品种都有各自的特性，就好像人，有的脾气好，有的脾气坏，实践经验多了，这些都能一目了然。因此，农业的老板跟其他行业的不一样，每个细节每件事都要身体力行并不断学习。
记得刚到海南制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不育系，相对应的字母标记也都记不清楚，硬是凭着一股韧劲儿边学边干。我从育种专家那了解到，和常规稻的自花授粉不同，杂交稻是异花授粉，是分父母本的。父母本只有在同一时间扬花吐穗才能达到花期相遇，从而提高授粉率和结实率。
花期相遇是制种成败的关键所在。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我常常是早上5点多就起床在田间观察，深夜2点多才入睡，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经过反复观察、分析、比较，终于掌握了一整套杂交水稻南繁制种的核心技术。首先定好父母本错期，然后根据错期长短定好父母本具体播种时间，再通过肥水管理促父母本均衡生长。这样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花期相遇才会恰到好处。
就这样，制种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创新，小行比改为大行比，秧田密播改为稀播，母本插单本改为双本，二期父本改为三期父本，大面积使用机械化，产量由此不断攀升，制种质量不断提高。
“制”而优则“育”。别人多是从书本里学来的育种知识，而我更多靠实践积累。现在正在慢慢摸索，边制种边育种，并找到了一些方向。
中国“种业人”，中国“种业梦”
董文龙
我们常常讲“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它所蕴含的意义是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命脉所在。只有“春种一粒粟”，才有“秋收万颗子”，有种才能有粮，有好种才能多打粮、打好粮，所以，种业也是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在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强大的种业是国家强大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这既意味着一个国家在种业方面强大的科研能力、制种能力，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牢牢地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所幸，我们有一批甘于坚守奉献、勇于登高望远的“种业人”，就如我们本期介绍的卢洪、贾赣萍和归黎明，他们或是从国外育种公司回国，投身国内育种业的“海归”高级人才；或是在育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经营水平上了一定规模的土生土长的育种精英；或是“半路出家”，子承父业，在这个领域埋头苦干，闯荡出自己一片天地的种业“大拿”。正是有他们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国“种业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种植业输送优良的种子资源，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不断地攀登育种科技研发的高峰，让我们不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提升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的确，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有这样一批甘于奉献、埋头苦干的“种业人”，但是我们不能止于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种业仍然面临着“大而不强”的局面，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上的巨大差距，面临着在政策环境方面的不足。从育种技术手段来看，跨国种业大公司在分子育种领域尝试了大概25年，成熟使用该技术大约15年，而我国种业公司的分子育种还未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在研发投入水平上来看，杜邦先锋公司和孟山都公司2013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而国内种业公司，与国外公司相比投入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而且在种业人才的待遇和科研氛围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有差距，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我们要怎样面对这种差距。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还是增强紧迫感，奋起直追？中国“种业人”再次用实践给出了答案。像卢洪一样，我们有一大批具有高学历，在海外大型跨国育种公司工作经历的科学家正在投身中国种业，他们将国外先进的育种理念、育种技术、育种流程、育种平台引进国内，使得近些年来，我国的种业在高精尖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通过搭建科研公共服务大平台，为我国的育种公司提供最前沿的育种科研服务，为我国育种业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国家对种业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加强，尤其是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把我国种业定位为“基础性、战略性的核心产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对我国种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实现中国“种业梦”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一批批的中国“种业人”，他们或是像卢洪那样是海外高知人才，将国外最先进育种技术带回中国，引领种业的发展方向；或是像贾赣萍、归黎明一样，延续着传统的育种、制种方法，源源不断地为我国种植业输送优质的种子资源。先进理念、现代技术手段也好，本土技术、传统经营模式也罢，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捍卫着中国的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助力着中国“种业梦”的实现。中国的“种业人”要基于当下，为我国种植业提供质高量足的种子资源，更要着眼长远，利用现代化的育种手段，提高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相信，只要有这样一群甘于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种业人”，我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强大的种业产业，一定会实现我们的中国“种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