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0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荣获一项特殊奖项——“农民”奖章，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高荣誉。温家宝致辞说，中国粮食已连续九年增产，今年产量比2003年提高约1.5亿吨，“不仅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对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谁来养活中国？面对上世纪90年代这一世界质疑，中国用“华丽”的数据作了有力回击：仅用占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养活了占全球21%的人口；2011年粮食总产达到11424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创纪录的852斤。

 

　　粮食产量“九连增”，来之不易。离不开国家惠农政策，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作，更加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据统计，目前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3.5%，而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更超过40%.常言道，“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承载着农民的丰收希望。

 

先进农业机械的推广让良种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大大增加。          □资料图片
 

　　杂交水稻功与过

　　1960年7月，一个叫袁隆平的年轻人在某农场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受此启发，1964年，他在国内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并在以后系统提出了“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法。经过上万次试验，1973年，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成功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法令杂交稻产量大幅增加，在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的重视下，三系杂交稻从1976年起大面积推广，至1983年发展到1亿多亩。
 

　　然而，围绕杂交稻的争议也随之而来。1984年，中国大面积种植野败型杂交“稻籼优2号”，发生了稻瘟病大流行。福建省农科院的谢华安培育出抗病性强的“汕优63”，到1986年迅速登上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排行榜首。随着时间推移，“产量、抗性、品质”成为育种三大主要目标。
 

　　2011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致袁隆平的一封信《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在《南方农村报》刊登。信中，李昌平劝说袁隆平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并列出了六大理由，如转基因种子安全问题、农民产出投入比问题、抗灾害能力等，一时间引发热议。
 

　　虽然遭到质疑，但袁隆平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开始尝试研究超级水稻。他多次说起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l997年，袁隆平提出超级稻选育课题，1998年8月呈报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并获国家资助。
 

　　然而，超级作物光鲜的产量数据背后，却面临着尴尬现实：试验数据与生产实际相差太远。超级稻屡试验创世界纪录，可是1995-2009年中国水稻单产年均增幅仅0.6%；2000-2009年中国玉米单产年均增幅0.4%，而美国达1.95%，单产与美国相差280多公斤。有专家质疑高产有水分，批评“超级现象”哗众取宠，是在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下出现的畸形现象；也有专家坚信，“超级”作物代表着育种方向。
 

　　争议中，超级稻的推广面积仍在不断增加。截至2011年，通过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有83个，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袁隆平团队正按部就班为冲刺亩产1000公斤的第四期超级稻计划准备。
 

　　小学毕业农民育出水稻良种

　　1950年代以来，迅速膨胀的人口数量，给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严重的粮食危机，刺激了政府加速引进、开发现代农业新技术。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首先把提高粮食产量的着力点放在了良种繁育和推广上。良种的繁育和大面积推广，是改造传统农业最基本的一环，也是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起点。
 

　　1956年，广东的一位农民育种专家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矮秆籼良种。
 

　　此后，农民育种专家不断涌现。据1963年7月20日《南方日报农民版》报道，“夏收一开始，新会县青年育种家邓炎棠培育的‘南高广’良种的高产喜报，便接二连三地传来。全县各公社插种‘南高广’的亩产一般都在600斤以上，少数高产田竟达900斤。消息传来，许多公社和生产大队争着换取‘南高广’良种。谁都想不到的是，培育高产良种的邓炎棠只是小学毕业生。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他一直致力于良种推广。起初，一直效果不佳。1959年，他先后用20多个品种进行杂交试验，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培育出了高产、省肥、抗旱抗病能力较强，并有一定抗咸能力的良种‘南高广’。正所谓‘摸种情遍访群众，育新种百试不厌’。”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种子不用担心推不出去，差的品种群众是不会种的。1969年推广高产晚造品种‘科情3号’时，一个公社就写出了吓人的标语：”不种科情3号就是现行反革命！‘，但由于这个品种米质太差，农民始终还是不愿意种。“2012年，在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时，人称”韶关袁隆平“的陈良桂说，无论什么时代，种子好不好、行不行，农民说了才算数。
 

　　假种坑农期待监管给力

　　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农民也开始承受着一些假劣技术带来的苦果，其中以种子为甚。
 

　　1997年，《南方农村报》报道了翁源县坝仔等近10个镇农户播种假劣谷种面积达2000多亩，减产500多万公斤的坑农事件。假劣谷种长出的水稻株式矮、抗病虫害能力差、结实率低。如该县南浦镇丰山管理区村民赖兆尧，从本镇供销社人员手中购进劣质种子，结果平均亩产仅150多公斤，比起往年，晚造减产2000多公斤。
 

　　2011年5月，《南方农村报》报道了徐闻县千亩香蕉园2010年购入了大量“不正常的抗病种苗”，一年后遭遇大面积绝收。据报道，此次绝收受害者达200多户，涉及徐闻县6个乡镇2个农场，受害面积已经超过1000亩。一年的辛勤劳作，换来的却是颗粒无收。而在遭遇绝收之后，由于迟迟不能得到专家鉴定灾害原因，农民既不敢砍掉有问题的香蕉树，去赶种其他作物，又迟迟拿不到补偿。尴尬的处境让农民直呼：劣质种苗让我们“伤不起”。
 

　　□南方农村报记者 胡新科李晓芬